一場湖畔會議,改變了一個民族的命運。
柏林西南部的萬湖區,景色明媚,環境清幽,是度假勝地,也是文人雅士喜愛居住的地方。然而在1942年1月20日,一場影響世界歷史的會議,也在此處舉行,史稱「萬湖會議」。15位德國納粹官員聚集在湖畔別墅的房間裡,討論的議題是「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方案」,後來發生的事,大家都不陌生,歐洲的猶太人一批一批被送進集中營裡的毒氣室,最後總計有600萬猶太人因此身亡,這場種族大屠殺行動,就是來自「萬湖會議」的決議。
究竟是什麼樣的會議,會做出人類歷史上最殘暴的決定?
電影《淨化論》(Die Wannseekonferenz)帶我們回到歷史現場,進到湖畔別墅的會議室,而其中電影裡的時間就是現實時間的長短,代表這場會議的每分每秒都在觀眾眼皮下發生,我們聽著所有與會者的發言與討論,主持會議的是惡名昭彰的海德里希,希特勒曾稱他是「鐵石心腸之人」,擔任紀錄官的是後來被廣為人知的艾希曼,1960年時他遭到以色列逮捕,接受審判,最後被處以絞刑死亡。知名的哲學家漢娜·鄂蘭曾旁聽過艾希曼的審判,因而寫下《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一書,在當中出她提出重要的概念「平庸的邪惡」。她發現艾希曼的行為舉止言談看起來並不像可怕的殺人魔,相反的,他說話沉悶、平庸、就如你我一樣的平凡之人。但因為他極度順從權威,捨棄自我是非判斷的能力,導致平凡之人也可能做出邪惡之事。
漢娜·鄂蘭的觀察,似乎也可以反映「萬湖會議」的面貌,這場「邪惡」會議看起來並不「邪惡」,雖然與會者有時會爭鋒相對、會為了權力明爭暗鬥,但都是為了各自所屬單位、或所代表的立場發聲,某種程度來說,他們都在善盡自己的工作,與會者的表達多為理性與務實,甚至很多人看起來並不壞,他們私下溫文儒雅,言談中充滿關心,追求法律公正與嚴謹。他們花很多時間討論法律定義、討論實際的執行面,但唯一沒討論的,就是屠殺猶太人的正當性,對他們而言,似乎理所當然。難道他們不覺得這是大屠殺的行為嗎?
而你會發現,他們真的沒有使用「大屠殺」一詞,他們說的是「解決方案」,我認為這字詞的使用,讓他們自以為與與邪惡保持距離。另外就是「以元首之名」來與自己脫勾,不少時候你會聽見他們提到這是出自「元首的旨意」,彷彿如此說來,自己只是執行者與配合者,這可能也是減輕罪惡感的方法。
另外會中曾有人提到執行槍殺的士兵會有心理創傷的疑慮,於是他們想到使用毒氣室,藉此來減緩執行士兵的心理壓力,然而這或許也再次說明,他們心裡知道執行這件事不會沒有罪惡感,殺人的記號將會永遠烙印在他們身上,但他們一直採用讓自己保持距離的方式來處理,像是這只是按按鈕、而非扣板機,另外執行者不會與猶太人在同個空間,不會直視被處決者的表情,他們避免心中的罪惡感,結果讓他們做出最殘暴的行為。
主持會議的海德里希在會後,特別提醒負責記錄的艾希曼,要他把每個參與者的名字都確實記下,不可以有人漏掉。我想這也是一種分擔責任的做法,讓自己躲在眾人之間,同樣在減輕自己的最感覺。
沒有人的生命價值該被這麼對待,然而《淨化論》讓我們看見一場平靜的會議卻帶來摧殘生命的結果,他們在當中表現的心理機制,值得我們警惕,若不小心,我們與邪惡的距離,並不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