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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奧斯威辛集中營嗎?」德國電影《謊言迷宮》(Labyrinth of lies)裡的記者聶卡問著身邊的年輕人,然而得到的答案都是「不知道」,包括主角約翰萊特曼,這位英俊挺拔的年輕檢察官。「當一個德國檢察官都不知道奧斯威辛的時候,這是件恥辱的事」,聶卡繼續說。

1942年納粹德國通過「最終解決方案」,展開屠殺猶太人行動,位於波蘭的奧斯威辛集中營,正是作為關閉與屠殺猶太人的地方,據估計有110萬人在那喪生。如今這裡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提醒著世人,人類歷史有其黑暗殘暴的一頁。

1945年兩顆原子彈結束了二次世界大戰,而戰敗的德國,十多年內恢復光景,社會看似歌舞昇平,但是過往的暗黑歷史彷彿也被現時的榮景給遮掩了,國家的年輕人不知道過去發生的事,經歷這段歷史的人們也不願重提,那是他們不願正視與背負的惡,甚至許多當時在集中營裡頭的主事者,如今仍在社會裡生活得好好的,人們根本不知他們過去所做的兇暴惡行。

聶卡的話引發年輕檢察官約翰的好奇,追查之下,才發現這是一段消失的歷史,甚至所有的資料都被美國大使館給接收,但也因為他的鍥而不捨,發掘越來越多的真相,也從一位又一位集中營倖存者的口中,聽見一則又一則叫人難以抑制淚水的故事。奧斯威辛,不再是沒有意義的地名,奧斯威辛,它是人間煉獄的名字,是人類窮極之惡的存在證明。

聽著倖存者的故事,滿懷正義感的約翰想要控告當時在奧斯威辛集中營裡的加害者,他認為加害者得要為這些暴行付出代價,但他也面臨極大的反彈勢力,多數同事不願支持他,認為此舉像是控訴其父執輩一代的德國人,認為他挑起世代戰爭,破壞國家和諧。而以國家之名控告自己的軍人在戰爭時期的暴力行為也是前所未見之事,約翰承受著不愛國的罵名。

不過這些批評,並未動搖約翰的信念,在他心裡,黑白善惡壁壘分明,惡人就該受到法律制裁,是他堅守的信條,他認為每一個人行惡,都是出於自己的意願,而每個人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然而他可能也輕看了結構體制對人的影響。直到他發現自己失蹤的父親原來也是納粹的一員,過去顯得正氣凜然的他,頓時彷彿失去以正義為名披上的大衣,這是他不想面對也無法面對的真實,當父親完美形象破滅,也表示他的信仰體系崩潰,父親曾留給他一張字條,上頭還寫著「永遠要做對的事」,但如果父親都做不到,自己為何還要相信他的教導?甚至約翰懷疑起自己若早生個二十年,他能肯定自己在當時時空下,不會和其他人做出一樣的決定,他的手上不會沾著他人的鮮血嗎 ?

過去的他,像是站在道德至高點來指責他人的錯誤,但今日的他,發現自己其實沒有值得驕傲說嘴的地方。內心的矛盾與衝突讓他無法繼續進行手上的偵查工作,甚至一度離開司法部門,改到私人律師事務所上班,但一個不問是非,只求利益的職場環境,也是令他難耐。

過去的他,也因為打官司繁忙,拒絕了朋友請他去奧斯威辛幫孩子念悼文的心願,這何嘗不是說著他的心盲,雖然他為受害者打官司,但他在乎的是懲罰式的正義,而不是人性,他的人少了些溫度,同時也難以回應他人的情感邀請。

他曾問著那在集中營待過的倖存者朋友為何還能待在德國生活,其實約翰想問的是,對方是如何處理內心的衝突,因為對非黑即白的他而言,這幾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但朋友回答說,這裡是他與妻子、孩子共同生活過的地方。雖然納粹狠狠奪走他人生的最愛,但是這座城市也保存著他愛的回憶,那些惡無法抹去這裡曾有的美好。這裡不是二分法的全好全壞,他承認這裡給他痛苦,但也承認不是只有痛苦,他試著讓兩者並存。記者聶卡的經歷也是如此,他一直背負著過去的不堪回憶,但這不代表他的人生不能往前,不代表現在的他不能為著正義發聲。

朋友的回應,說的是錯綜複雜的人性,當約翰能夠懂這些情感的時候,他才能正視父親過去的選擇,接納其中不完美的部分。而是他又回到司法部門,重新拾起檔案,這回他不是要當正義魔人,不是要站在道德高處來說別人的不是,而是知道自己也有成為惡人的可能,因此更要把受害者的故事說出來,更要讓加害者現身,為的是讓我們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

雖然約翰角色是結合當時多位檢察官特質的虛構人物,但片尾的法蘭克福大審判,正是德國轉型正義的起點。這個國家不再對過去的錯誤噤聲,他勇敢著面對自身的黑暗,為的是往前走去。

「永遠要做對的事情」約翰父親的提醒猶在,而這不再是全有全無二元對立的一句話,而是每個此時此刻都要重新檢視的課題,做對的事情,不是不能犯錯。在這個時候,做對的事情,是勇敢面對著無法說出的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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