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時導演朵西芳丹‧貝琪(Dorothee Van Den Berghe)執導的電影《刺蝟與女王》(My Queen Karo),以70年代荷蘭的佔屋運動為背景,透過10歲小女孩卡蘿的眼睛,看見在奔放喧囂的時代裡,一個比利時移民家庭的面貌。

卡蘿的父親哈文,帶著妻子妲莉亞與女兒卡蘿從比利時來到荷蘭,到這個哈文稱為「可以為所欲為的國度」。當時的阿姆斯特丹因為房價過貴,但又有過多的閒置空屋,因此許多人以居住正義之名發起佔屋運動,他們佔領閒置的空屋,開始在裡頭生活。而這正是哈文心中大夢,崇尚自由理想、不願服膺主流社會的價值、不願做資本主義奴隸的他,帶著家人與朋友,佔領了一間空屋,他們過著沒有隔間、沒有圍牆的生活。對哈文來說,好像回到了創世的伊甸樂園,那是一個赤身露體也不必害羞的年代,盡興是在這生活的最高原則,這是他們的烏托邦,眾人一同狂歡、飲酒、做愛,擺脫一切會束縛他們的遊戲規則。

但這樣的烏托邦,對一個卡蘿來說,是怎樣的一個世界?這個看來毫無界線的家,會怎麼影響著卡蘿?影響著家庭裡的成員?

當哈文帶了其他女人回家一同生活時,原先跟著老公揮著自由信仰大旗的妲利亞開始傷心難過,當初他們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離開比利時,可是當家庭都變得破碎時,哪有更好的生活可言?爭取空屋可以共享,但愛情也可以嗎?這是妲利亞的懷疑,她也曾嘗試配合哈文,讓自己沈浸在烏托邦的美夢裡,但那對她而言,顯得太不真實。哈文鎮日追求捍衛居住權,努力維護一個外在的家、一棟建築物,但這個家的內在連結,似乎早已破裂。妲利亞在這個開放空間裡,築起了自己的圍牆,她開始工作賺錢,這些舉動幾乎冒犯了哈文的信仰,不過築牆的意義在於保護自己,如果沒有這道牆,或許妲利亞就無法保護自己的完整,保護自己免於遭受丈夫的多情與開放帶來的傷害。

另外,對於卡蘿的教養方式,兩人也有不同看法。哈文與卡蘿關係親密,但就跟他自己一樣,他想讓小孩走上開放與冒險之路,生活盡是自由與隨性,不要被罪惡感而捆綁生活的無限可能。但妲利亞不是,她認為小孩需要在相對穩定的環境下成長,不論是物質生活條件、還是心靈上對關係的安全感。

卡蘿時常在兩人的衝突的價值觀下掙扎,她同情母親的難過,對父親享著齊人之福感到生氣,但她也認同父親所追求的生活價值與理念,不諒解母親背離了他們一直捍衛的信仰。

而也要邁向青春期的她,心靈上正要經歷個體化與獨立的階段,她有隱私的需要、但在這棟屋子裡,沒法幫助她發展這樣的需要。另外,漸漸出現第二性徵的她,也開始對性有想像,但身處在一個對性愛全然開放的環境,對一個孩子而言,是否合適,大人們也存著不同的看法。

父親繼續走著革命之路,母親工作賺錢求生存,處在這當中的卡蘿也不是被動的個體,雖然她無法撼動外頭風起雲湧的世界,但在她的小宇宙中,她學會了游泳,她還有隻刺蝟寵物,陪伴著她度過孤獨徘徊的時刻,那彷彿是自己的另一個分身,她與牠對話,甚至告訴牠,為了保護牠,只好先將它冰凍起來,等外頭的時局好些,再幫牠解凍,於是卡蘿真的將刺蝟凍在冰箱裡。

當然這個舉動,無法幫助刺蝟活下來,但這也是這部電影的一層象徵,哈文在保護心中的理想價值,不受資本家或是政府的侵害,而他對卡蘿的教育態度是放任與自由,讓卡蘿百無禁忌地看著所有事物,唯一介意的就是主流價值與宗教對她的「污染」。妲利亞也在保護卡蘿,希望她的成長安穩順利,卡蘿則是保護著刺蝟,同時她後來也成了一個救生員,同樣是個保護的象徵。

可是不見得每一種「保護」,都對對方最好,有些保護可能會是傷害。《刺蝟與女王》透過卡蘿的眼,溫暖且不太批判呈現孩童看見的世界,曾經那是天堂,但夢想也曾破碎。我們能從這部電影中去檢視自己家庭裡的價值觀,父母是如何維持或捍衛這些價值,或不同價值觀中又產生哪些衝突與影響,更重要的是,覺察在這些價值下成長的我們,又變了什麼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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