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世界裡

比利時導演朵西芳丹‧貝琪（Dorothee Van Den Berghe)執導的電影《刺蝟與女王》（My Queen Karo)，以70年代荷蘭的佔屋運動為背景，透過10歲小女孩卡蘿的眼睛，看見在奔放喧囂的時代裡，一個比利時移民家庭的面貌。

卡蘿的父親哈文，帶著妻子妲莉亞與女兒卡蘿從比利時來到荷蘭，到這個哈文稱為「可以為所欲為的國度」。當時的阿姆斯特丹因為房價過貴，但又有過多的閒置空屋，因此許多人以居住正義之名發起佔屋運動，他們佔領閒置的空屋，開始在裡頭生活。而這正是哈文心中大夢，崇尚自由理想、不願服膺主流社會的價值、不願做資本主義奴隸的他，帶著家人與朋友，佔領了一間空屋，他們過著沒有隔間、沒有圍牆的生活。對哈文來說，好像回到了創世的伊甸樂園，那是一個赤身露體也不必害羞的年代，盡興是在這生活的最高原則，這是他們的烏托邦，眾人一同狂歡、飲酒、做愛，擺脫一切會束縛他們的遊戲規則。

但這樣的烏托邦，對一個卡蘿來說，是怎樣的一個世界？這個看來毫無界線的家，會怎麼影響著卡蘿？影響著家庭裡的成員？

當哈文帶了其他女人回家一同生活時，原先跟著老公揮著自由信仰大旗的妲利亞開始傷心難過，當初他們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離開比利時，可是當家庭都變得破碎時，哪有更好的生活可言？爭取空屋可以共享，但愛情也可以嗎？這是妲利亞的懷疑，她也曾嘗試配合哈文，讓自己沈浸在烏托邦的美夢裡，但那對她而言，顯得太不真實。哈文鎮日追求捍衛居住權，努力維護一個外在的家、一棟建築物，但這個家的內在連結，似乎早已破裂。妲利亞在這個開放空間裡，築起了自己的圍牆，她開始工作賺錢，這些舉動幾乎冒犯了哈文的信仰，不過築牆的意義在於保護自己，如果沒有這道牆，或許妲利亞就無法保護自己的完整，保護自己免於遭受丈夫的多情與開放帶來的傷害。

另外，對於卡蘿的教養方式，兩人也有不同看法。哈文與卡蘿關係親密，但就跟他自己一樣，他想讓小孩走上開放與冒險之路，生活盡是自由與隨性，不要被罪惡感而捆綁生活的無限可能。但妲利亞不是，她認為小孩需要在相對穩定的環境下成長，不論是物質生活條件、還是心靈上對關係的安全感。

卡蘿時常在兩人的衝突的價值觀下掙扎，她同情母親的難過，對父親享著齊人之福感到生氣，但她也認同父親所追求的生活價值與理念，不諒解母親背離了他們一直捍衛的信仰。

而也要邁向青春期的她，心靈上正要經歷個體化與獨立的階段，她有隱私的需要、但在這棟屋子裡，沒法幫助她發展這樣的需要。另外，漸漸出現第二性徵的她，也開始對性有想像，但身處在一個對性愛全然開放的環境，對一個孩子而言，是否合適，大人們也存著不同的看法。

父親繼續走著革命之路，母親工作賺錢求生存，處在這當中的卡蘿也不是被動的個體，雖然她無法撼動外頭風起雲湧的世界，但在她的小宇宙中，她學會了游泳，她還有隻刺蝟寵物，陪伴著她度過孤獨徘徊的時刻，那彷彿是自己的另一個分身，她與牠對話，甚至告訴牠，為了保護牠，只好先將它冰凍起來，等外頭的時局好些，再幫牠解凍，於是卡蘿真的將刺蝟凍在冰箱裡。

當然這個舉動，無法幫助刺蝟活下來，但這也是這部電影的一層象徵，哈文在保護心中的理想價值，不受資本家或是政府的侵害，而他對卡蘿的教育態度是放任與自由，讓卡蘿百無禁忌地看著所有事物，唯一介意的就是主流價值與宗教對她的「污染」。妲利亞也在保護卡蘿，希望她的成長安穩順利，卡蘿則是保護著刺蝟，同時她後來也成了一個救生員，同樣是個保護的象徵。

可是不見得每一種「保護」，都對對方最好，有些保護可能會是傷害。《刺蝟與女王》透過卡蘿的眼，溫暖且不太批判呈現孩童看見的世界，曾經那是天堂，但夢想也曾破碎。我們能從這部電影中去檢視自己家庭裡的價值觀，父母是如何維持或捍衛這些價值，或不同價值觀中又產生哪些衝突與影響，更重要的是，覺察在這些價值下成長的我們，又變了什麼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