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世界裡

現在可能已經很少裁縫店不使用機器吧！但哈林與老婆米娜開的裁縫店，卻是堅持不用縫紉機，仍靠著手裡的一針一線，完成客人交辦的每一件禮服。

哈林的技術高超，是這行業的大師，但畢竟手工費時費力，很多客人沒耐心等待，米娜常常還要處理客人的情緒。而沒耐心的不只是客人，在期待速成的文化下，也沒有太多年輕人對慢工出細活的縫紉有興趣，曾有學徒想學，可是總是一下就放棄，寧願做外送司機還比較容易過活。

這是摩洛哥電影《雙手的溫柔》（The Blue Caftan）的背景，哈林擁有的技藝，彷彿像快失傳的古老才學，僅有他與米娜共同守護著，直到年輕學徒尤瑟夫加入，才讓哈林看到一線傳承的曙光。尤瑟夫有熱忱、做事心細，從哈林與尤瑟夫的互動，可看出他對尤瑟夫的重視與肯定，然而在米娜的眼裡，這些互動反而挑起她的敏感神經，喚起一個她很早就知道但卻沒說的秘密：哈林愛的是男人。

摩洛哥是保守的回教社會，對於同性性關係，還有明文的罪名，對於同志也相較不友善。身在當中的哈林自然也很難表達自己的同性戀傾向，但再怎麼躲藏，他欺騙不了自己的慾望，他與米娜之間性事的冷淡、在公共澡堂尋找慰藉、或是他與尤瑟夫的互動中流露的情意，都揭露他說不出口的一面。

雖然他什麼也沒說，但和他幾乎相處一輩子的妻子米娜不會沒覺察，她一開始對尤瑟夫的敵意與不信任，似乎就帶著一種妒忌，也許與她早已知道哈林的性向，也知道哈林會去公共澡堂滿足生理需求，但那畢竟只是慾望的發洩，除此之外，哈林都在她的身邊，他們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可是現在尤瑟夫的出現，對米娜而言就像一種對關係的威脅了。

比利時電影《親密》（Close）的開場，是里歐與雷米兩個男孩，躲在類似防空洞的空間裡，想像正在抵抗外頭大軍的攻擊，這是專屬於他們的遊戲，他們沈浸在共同的幻想裡，而正是一種親密友誼的表現。里歐也把雷米家當自己家似的，常到雷米家玩，與雷米的爸媽也很親近，甚至晚上常常都住在那，住到里歐的母親會問他什麼時候要回家睡，里歐還開玩笑回：「等我想回去的時候。」

然而倆人的緊密關係，卻在上國中後面臨考驗，在同學眼裡，他們親密的舉止引起同學的好奇，甚至遭到訕笑。一次同學問他們：「你們是一對嗎？」，這問題讓他們尷尬，里歐很快就否認，回應兩人是最好的朋友而已，他的表達想將兩人的親密互動正常化，可是同學的問題已在里歐心裡埋下不安的種子，他對雷米的態度開始變得若即若離，像是下課時間他不再和雷米一起，反而刻意和其他同學聊天，他想融入其他群體，像是要避免同學的誤會。可是他也變得不知道要如何和雷米互動，明明很喜歡這個朋友、很喜歡和他相處，可是兩人的關係現在不是只有兩個人而已，同儕眼光所帶來的壓力，成為影響這段關係最大的因素。

人們常說少女心事難懂，但其實少男心事也不少，而男性更不擅表達，因此表面上看來無事，但其實困擾都放在心底。電影呈現了男性情誼從兒童到青少年時期的轉變，在兒童時期，男性與女性的友誼樣貌差異不大，但到青少年時期，男女的同性情誼開始有不同面貌，女性的同性情誼仍會有許多的肢體接觸，像是牽手、擁抱等等，或許是受到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影響，男性在青少年時期較少會出現這些行為，甚至還容易被同儕貼上女性化的標籤。

里歐渴望被同儕認同，於是他開始加入球隊、和同學一起打電動，從事這些像是男孩們常做的活動，而過去和雷米一起參與的幻想遊戲，如今只剩下雷米的獨角戲。雷米很珍惜很里歐的友情，難以適應里歐的轉變，難以接受過去最好的朋友，現在卻漸行漸遠，里歐的態度會讓雷米產生自我懷疑，於是雷米的憤怒和淚水都叫人看了十分不捨。

《親密》捕捉了男孩生命之中曾經擁有的親密友誼，但也揭示他們在成為一個男人之前所失去的事物。電影把兩個男孩的親密說得動人，但在說起世間的殘酷時也不手軟。一個眼神、一個問題，就能讓人的心底掀起波瀾，我不願去苛責里歐，因為他所承受的那些眼神與言語背後也訴說著刻板性別框架帶來的傷害，而他只是一個孩子，還不知道怎麼去面對。

電影《開羅謀殺案》（ Cairo Conspiracy）的故事背景是發生在埃及艾資哈爾大學（Al-Azhar University）的一起謀殺案，艾資哈爾大學成立了西元975年，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大學之一，也是阿拉伯世界裡最負盛名、最具權威的高等學府，向來有「伊斯蘭燈塔」的美譽，尤其在當中擔任大伊瑪目的老師，更是伊斯蘭世界裡德高望重的宗教領袖，他的影響力不只在學校，他的話語還會影響政府政策、國際關係。

電影主角亞當是為大學新鮮人，他出生在埃及東北的貧窮漁村，但認真敬虔的他考上了艾資哈爾大學，可說是帶著全村的希望與祝福，來到夢寐以求的學校，準備迎接光明的前程。然而才剛開學就遇上了大事：大伊瑪目病逝了。學校需要選出新的大伊瑪目，大伊瑪目有著崇高的地位，這場選局自然也成為各方人馬角力的戰場，其中一方正是埃及政府，艾資哈爾大學備受世人尊敬，但它的立場未必支持當權者，因此常是統治者的眼中釘，面對大伊瑪目的改選，總統也想把自己的手伸入校園，選出自己想要的人選，而國安局原本就有線民學生在學校裡，現在更需要這些線民學生提供資訊，影響選舉。

校園謀殺案的死者叫做吉索，他其實是國安局的線民學生，但最後卻遭國安局殺害，而單純的亞當成為國安局拉攏的新線民，為了讓家人有更好的照顧，亞當成了為國安局工作的人。可是國安局真的看重這些學生嗎？並沒有，它們只是把線民當工具，用完即丟，甚至因為害怕線民洩密，線民的下場往往也很悲慘，就像吉索。

但也不是每個國安局的人都是這樣的想法，國家局內部也有矛盾衝突，吉索的對口官員伊布拉欣上校，雖然也是透過威脅利誘來脅迫線民，但他與線民仍有種革命情感，他完全不認同長官對吉索的處理，甚至感到生氣，同時也覺得自己的處境就跟吉索一樣吧！都只是掌權者眼裡的棋子而已。

電影呈現很多上位者的虛偽與荒謬，像是在台上受人尊敬的老師，卻有婚外情與私生子，擁有大權的掌權者，總是犧牲他人在滿足自己的利益。反而是來自於漁村的亞當，他的道德與信念更有風範，這些對比叫人唏噓。

湯瑪士和人聊天的話題，永遠在自己身上，彷彿大家都對他有興趣，總以為自己是鎂光燈的焦點。就連他和女友席格娜的互動也是如此，他最在意的永遠都是自己。當席格娜生病的時候，湯瑪士最先擔心的是這會不會傳染，或到醫院探訪時，講沒兩句話，就拿出自己受訪的雜誌內容，好像他的事才是最重要的。

湯瑪士給人自戀、自我中心的感覺，不過席格娜也不遑多讓。當她住院時，她最關心的是有多少人來看她，甚至那些沒來的朋友，都被她列入拒絕往來的黑名單。她和湯馬士一樣渴望被關注、受人注意，但她用的方法更極端，她沒有湯馬士的藝術才華，她想到的方法竟是服用有副作用的劣等藥物，讓自己的皮膚潰爛，如此一來，就會有人注意到她，她的慘狀也能成為賣點，滿足她被關注的需求。

為了不讓人發現真相，席格娜得要說謊，假裝自己得了怪病，而她確實也得到一些她想要的東西，像是湯馬士的關心，還有媒體的訪問、有模特兒公司想和她簽約，然而這些關注也讓席格娜走得更偏，她得編織更多的謊言，來維持自己的形象，可是這些謊言與假象總有撐不下去的ㄧ天，掉入關注陷阱的她，不僅沒有因此提升自我價值，甚至還失去了所有，付出極高的代價。

作為觀眾，我們很難認同湯馬士與席格娜的行為，就像片裡多次和他們一起聚餐的朋友，到後來也受不了這對情侶，覺得跟他們在一起，永遠只能聽他們講自己的事，聽久了實在無趣，同時也會覺得自己好像不被重視，只是對方的陪襯。湯馬士與席格娜如此熱烈的表現自己，背後動機其實是希望得到他人的喜愛與尊重，但他們卻不知道，這些表現只會適得其反。

挪威電影《我恨我自己》（Sick of Myself）呈現這時代底下的人們渴望被關注，而不擇手段、不計代價的瘋狂面貌。隨著社交網路平台越來越發達，我們活在眼球經驗的時代，彷彿獲得更多的追蹤與關注，就有更大的存在價值，沒有流量，就什麼也不是。於是也很多人走上偏鋒，踏在法律或是道德的紅線，他們只在乎流量，至於用什麼方式獲取流量，已經不重要，流量對他們而言，才是至高價值。

「我們不用見任何人，兩人世界就很好」、「我只要你屬於我！」聽到這些情話，你會感到甜蜜，還是害怕呢？或是兩者皆有，反而不知所措。

這可能是法國電影《佔慾情人》（Just the two of us）主角布蘭琪的感覺，她的丈夫格雷的話，時常讓她感到矛盾，格雷時常表達對她的愛，但那些表達方式聽起來卻又令人不安。

曾經布蘭琪以為自己遇到了真命天子，格雷高大英俊、又極度貼心浪漫，有穩定的銀行工作，他們認識不久，布蘭琪就懷孕，兩人走入婚姻，因為格雷工作調職的緣故，布蘭琪搬離海邊的家鄉，跟著格雷到了外地生活。一開始生活都很美好，但一次他們在餐廳用餐，恰巧遇見格雷的老闆，聽見老闆提到格蕾調職的原因，布蘭琪才知道格雷一直對她撒謊，格雷並不是被迫調職，而是主動要求調職，甚至騙了主管原因，說是妻子想回家鄉生活。

布蘭琪不解先生為何要說謊，但格雷表達出自己的軟弱與不得已，他強調自己是怕失去布蘭琪才說謊，最終又一次說服布蘭琪，她放下心裡的擔憂，繼續經營這段感情。然而這確實是警訊，因為格雷的目的是想讓布蘭琪離開熟悉的生活圈，切斷她過往的人際連結，尤其是布蘭琪與母親、與雙胞胎妹妹的關係十分緊密，他讓布蘭琪與她們疏遠。而這是有強烈控制慾的情人在關係中常見的舉動，他的目的是讓伴侶更依賴自己。

佔有慾確實是愛情的一部分，我們都渴望自己在對方眼中是獨一無二，但過度的佔有，卻會讓人窒息，就像片裡的格雷，他藉由搬家切斷布蘭琪的人際圈，也透過監控行程來限制布蘭琪的社交發展，而他強烈的控制慾，也展現在金錢上，像是批評布蘭琪的消費與支出，並處處批評布蘭琪的行為，讓妻子對自己失去信心。尤其是當布蘭琪在工作上發光發熱的時候，格雷的反應也不是支持，他只表達自己像被冷落，讓布蘭琪有罪惡感。這些都是關係操控的手法，布蘭琪在這段婚姻裡也漸漸失去光彩，格雷的每句話，都彷彿千金重，壓在她的心頭上。

法國電影《艾琳青春紀事》（A Radiant Girl）主角是19歲的艾琳，就讀戲劇學院，演戲是她的夢想，她也確實很有才華、也很努力，是同學公認表現最好的學生，彷彿美好前程就在前方等著她。

她和家人關係也很親密，她與奶奶、父親、哥哥同住在巴黎的公寓。奶奶雖然年紀大，但卻開明奔放，甚至是艾琳的戀愛軍師。父親是會計師，看來嚴肅，但在家仍會配合艾琳的戲劇彩排，是疼愛女兒的爸爸。艾琳和哥哥雖然常會鬥嘴，但兩人關係很緊密，彼此會分享最私密的心事。艾琳在充滿愛的家庭裡長大，她的單純與樂觀或許也來自於此。而她也剛認識一個很有魅力的醫師男友，轉大人的她，正要品嚐愛情的甜味。

她對世界充滿好奇、對愛情充滿嚮往，她活潑熱情的個性，很討人喜歡，散發活力十足的青春氣息，就像英文片名《A Radiant Girl)》所說，她是一個容光煥發、光芒四射的女孩。

從上面的描述來看艾琳的人生，彷彿一切都很美好，但唯一錯的，是她生存的環境，她活在1942年的巴黎。當時德國納粹已經佔領了巴黎，並對猶太人開始有許多不友善的政策，而艾琳一家正是猶太人，現在的我們已經知道猶太人當時的命運，可是艾琳還不知道，她的世界只有演戲、愛情與家庭。世間的殘酷與無情，對年輕的生命而言似乎還顯得遙遠，也是這樣的對比，電影叫人看得唏噓。

電影一方面呈現出艾琳迷人的青春，但另一方面也透過許多的跡象，說著危機與改變正一步步接近，像是德語的流行、戲劇學院同學莫名的失蹤、電話與腳踏車被沒收、店家的歧視、到衣服上的五芒星貼紙。

盧卡17歲，父親載他去上學的路上曾對他說：「別搞砸這一年，你的人生才剛開始！」原本以為是準備展翅高飛的人生，沒想到開啟他生活新頁的，卻是父親突然其來的死亡。這是很大的打擊，他自述當時的心境：「我的人生變成一頭野獸，靠近就會被咬，所有的念頭都使我害怕，我什麼都不認識了，腦海中的一切都像是威脅。」

從那一天起，彷彿他成了另一個人。一開始他還不知道如何因應心裡的悲傷，在家中見到其他親戚時，他甚至還一一微笑打招呼問候，讓自己像是成熟穩重的大人，但一回到房間，他就大哭到不行。他的情緒起伏不定，一下跟哥哥親近，但一下又咒罵起哥哥，說哥哥自顧自己不顧家庭。他與男友做愛，但同時也決定分手。他想念父親，但又懷疑自己的同志身份令父親失望。盧卡心裡有著各種矛盾與衝突，這都是青少年時期會經歷的不安，但面對父親的死亡，這些不安此刻顯得巨大。

在父親過世的隔夜，盧卡說他下定決心，從此要獨立生活，不想活在他人的要求下，這像是他的獨立宣言，他知道這天開始自己的人生從此將會改變，在他還沒準備好的情況下，就要提早進入成人世界，於是我們可以想像這條路會是跌跌撞撞。

離開老家，到了巴黎的盧卡，就像是「轉大人」的一種象徵，大都會裡有各種新鮮的體驗，這些體驗也帶給他不同的感受，像是他聽著哥哥和藝術家朋友討論藝術時，他感到自己的無知與渺小。城市人們對性與愛的開放，更令他大開眼界，他感受到自由，好像可以做任何事，但他也徬徨，不知道該做哪件事，他和陌生人做愛，試圖安撫青春躁動的身體與心靈，可是也好像找不到歸屬，而感到受傷與失望。他愛上哥哥的室友，但對方很清楚，盧卡只是個孩子，而且是正歷經喪父之痛的孩子，面對盧卡主動投懷送抱，對方有著明確的界線，並明白表達自己的立場。對我而言，這是非常成熟的表現，當然對盧卡而言，這樣的拒絕令他非常受傷，像是自己不被愛的感覺。

不過這是很重要的一課，也許盧卡從對方身上學到一件事：愛不是任由慾望竄流，成熟的愛裡有著尊重與節制。對方可能知道，盧卡對他的愛，其中或許是帶著對父親的投射，是盧卡在他身上找到替代父親的影子，而這是悲傷的表現，他需要的不是愛情，而是好好走過悲傷，在混亂與狂暴之中，拾回散落的自己。

隨著光影投射在巨大白幕上，電影院成了承載故事的地方，然而這個承載故事的地方有著什麼樣的故事？奧斯卡金獎導演山姆曼德斯（Sam Mendes）的《光影帝國》（Empire of Light）就在回答這個問題。電影背景在80年代的英國，一間佇立在海邊的豪華戲院，它有著氣派的名字—帝國戲院，電影主角不是大銀幕上的明星，而是在這工作的人們，像是放映師、售票員、剪票員、零食販賣部的員工等等，雖然他們不是製造電影魔法的人，但他們可以讓你用更好的感受去經驗這場魔法，他們讓看電影這事，不只是用眼睛「看」電影，更是全身五感的體驗，是一連串的體驗，彷彿一場儀式，讓你覺得自己來到一個神秘而特殊的空間，讓你在黑暗中，隨著光影前進。

不過在電影院工作的人們都愛看電影嗎？那可不一定，希拉蕊就不是，她是帝國戲院的外場經理，她每天都在戲院裡，但卻沒時間看電影。人們想藉電影院跳脫日常，但電影院的工作就是她的日常。日復一日，她開門關門，好像沒什麼事令她期待，她長相平凡、有些年紀。她渴望親密，會去參加社交舞課程，但回到家裡還是孤單一人。更叫她難受的是，她其實是戲院老闆的性伴侶，這或許滿足她的性需求，可是沒有滿足她的親密需求，當她獨自一人在餐廳卻看著老闆與太太一起用餐的時候，她更加難受，對自己的處境感到可悲，老闆是不是只是利用自己的權勢、或是利用她的脆弱來滿足自己的私慾呢？用現今的眼光來看，希拉蕊可能也是Me too事件的受害者。

她看起來溫和無害，但她長期服藥，有在看精神科，同事曾形容她有情緒不穩的狀況，後來我們才知她有很深的童年創傷。奧斯卡影后奧莉薇雅柯爾曼（Olivia Colman）把這位社會低層的中年女子演得深刻動人。她有溫柔善良的一面，也在心裡也有壓抑已久難以發洩的憤怒，她對人生有所不滿，但為了融入社會不被當異類，又只能逼迫自己適應，她的掙扎也叫人心酸。

《光影帝國》裡所呈現的世界面貌並不美好，有虛偽的主管階級、有權力的壓迫、有家庭與人際的創傷，還有嚴重的種族歧視與暴力。要電影裡頭的小人物角色去改變社會結構的不公確實很困難，但電影院成為他們在混亂世代裡的棲息地，他們在這空間中得到了一點喘息。而電影最後希拉蕊終於進到戲院看戲的片段，也令人動容，好像導演的私人宣告：電影是最好的療癒。

《光影帝國》的主角不只是在電影院工作的人，更像是這座電影院，它宛如一個神聖空間，承載人世的喜悲，它是放映故事的地方，而它本身也充滿故事。隨著科技變化，當今觀影習慣改變，手機平板都能看電影，線上串流平台變成主流，有一天電影院是否會過時消逝呢？或許導演也意識到了，於是用這部電影留著他對電影院的永恆思念，在他的心裡，有座迷人的戲院，在浪來的濱海大道上永遠佇立著。

《惠子不能輸》是一部很不一樣的拳擊手電影，它沒有血脈噴張的比賽場景，沒有光榮勝利的榮耀時刻，故事是以日本第一位聾人女子職業拳擊手小笠原惠子為原型做發想，描述主角小河惠子在拳擊手角色和日常生活中來回轉換，電影只是淡淡描寫她的日常，但卻極為動人。

雖然惠子在職業賽初登板就獲得佳績，但獲得勝利並未讓她的人生有太多改變，她與聽人弟弟同住，兩人仍常為著房租煩惱。惠子白天在飯店當清潔人員，晚上在拳館練習，為自己的現實與夢想拼戰著。

心疼她的母親曾問她要打拳擊到何時？孩子臉上的傷總叫母親心疼，母親覺得她能打到職業賽，已經足以證明自己，是時候收手了，但這問題令惠子不悅，像是母親在質疑她的決定。然而一邊上班、一邊打拳的斜槓人生確實辛苦，同事也都大感佩服，惠子反而開玩笑回打拳是發洩上班的怨氣。不過惠子的心裡確實也動搖過吧？尤其拳館因為老舊及會長生病而決定關門，惠子也想過自己的拳擊生涯或許就要劃上句點，雖然她曾到新的拳館參觀過，那裡設備場地都十分新穎，教練也十分看重惠子，希望惠子能加入她們，可是惠子卻以「離家遠」拒絕對方，這還令她自己原先的教練很失望，認為她辜負了大家的用心與好意。

以「離家遠」為由拒絕，對一個有心想要精進自我的運動員來說，聽起來確實有些瞎，甚至顯得任性。但若用象徵的角度來解讀，所謂的「離家遠」，指的不一定是實際的物理距離，而是一種心理距離，相較原本熟悉的老舊拳館，新拳館確實明亮寬敞許多，可是對惠子而言，卻是少了家的感覺，她對舊拳館很有感情，不管是那裡的人還是物，都和她有很深的連結，甚至代表了接納的意義，過去惠子曾去過很多拳館，但都因為身為聾人的原因，被對方拒絕，怕打拳擊太危險，可是這裡不一樣，它像是真正接納惠子的地方，即便它裝潢很過氣、設備很簡陋，但它就是家，讓惠子有安全感。

當記者問拳館會長惠子打拳擊的理由，會長提到惠子過去有被霸凌的經驗，練拳擊可能是想讓自己變得更強，但他也說練拳擊會進入一種「空」的狀態，或許也是這樣的狀態讓惠子感到舒服。他也曾說惠子打拳擊賽其實很危險，因為她聽不見裁判的聲音和鈴聲，他認為是致命傷，可是他也看見惠子有很好的眼睛，她會觀察，而且惠子的誠實又率真的個性很適合拳擊，會長也像是惠子的恩人，他沒有她是聾人而限制她的可能，反而給了她夢想，讓她相信人生可以不一樣。

擁有金髮碧眼的芭比娃娃，曾是許多女孩的夢想，不過這些漂亮的娃娃後來也成為很多女性主義者批判的對象，認為它們加深人們對女性的刻板印象，同時它們漂亮的外型也對女性造成壓力與束縛，彷彿暗示那才是一個女人該有的模樣。無論如何，芭比都已成了當代流行文化的重要符號。

電影《芭比》將這人人都知的符號搬上大銀幕，透過真人化的呈現，未演就先轟動，尤其找來曾拍過《淑女鳥》（Lady Bird）、《她們》（Little Women）的導演葛莉塔潔薇（Greta Gerwig ）執導，更是令人好奇她會如何詮釋芭比，好奇故事會說出什麼新意。而她也繳出亮眼的成績單，不僅叫好也叫座，還成了2023年全世界最賣座的電影，尤其在超級英雄電影盛行的年代裡，這樣的成就確實不簡單。

電影打造了一座充滿粉紅色彩的芭比樂園，裡頭有著各式各樣的芭比，而這些芭比都能夠自我實現、能從事任何她們自己想做的工作，不論像是科學家等專業人士、或是在現實世界裡多為男性擔任的工人，芭比都有選擇的自由，並且沒有人會質疑她們的選擇。更重要的是芭比在這個世界裡，掌握實質的政治權力、像是行政權與立法權、司法權。相對的，芭比樂園裡頭的男性（肯尼）都像是配角，不僅職業很單調，清一色都是外型健美的救生員，而他們的生活目的總是在吸引芭比的注意，因此片中有句台詞很有意思：對芭比來說，每一天都是美好的一天，但對肯尼來說，只有被芭比注意才是美好的一天。他們的自我價值取決於芭比的目光，在芭比樂園裡，他們相較弱勢。

「這裡全部都像顛倒了。」這是肯尼離開芭比樂園，到真實世界後說出的感受，他意識到在現實世界像是男性主宰的社會，這裡的男性位居高位、有選擇的自由、受人敬重、說話有份量，他們擁有更多的權力，就連製造女性玩具芭比娃娃的公司高層，也是全是男性，彷彿在說這世界裡所呈現的女性形象，其實只是男人眼中的女性，是男人所想像的女性，未必是女性真實的模樣。而電影也透過這樣顛倒的設計與安排，幫助觀眾更覺察自己所身處的世界，是何種性別權力結構？我們身處的世界，是用哪一種性別視角所建構的世界？

充滿粉紅泡泡的芭比樂園裡有著肯尼這樣的弱勢群族，雖然他們把自己的價值建立在被芭比關注之上，但我認為不只是個人的問題，最關鍵的原因仍是這社會裡的權力結構。沒有權力，就沒有改變的可能、沒有創造的可能，他們的人生只能依靠著有權力的人，因此自然會尋求芭比的注目。這也是後來芭比樂園的總統發現要把部分權力分享給肯尼的原因，因為在這個社會裡，他們若是沒有權力，永遠無法翻身。一如在現實世界裡的女性，她們最需要的不是男人的欣賞與愛慕，而是實質的權力，去創造一個更能安身立命、自我實現的社會。

當明恩看到同學的媽媽一身優雅來到學校，請全班同學吃漢堡的時候，她的心裡似乎有些自卑。

明恩念小學五年級，她還有一個就讀六年級的哥哥，她的爸媽在市場裡賣醃海鮮，但爸媽的職業卻讓明恩感到丟臉，別人的爸爸出門都是西裝筆挺，光鮮亮麗，但他的爸爸每天都穿著牛仔褲在市場裡穿梭，甚至很多時候，她看見爸爸都是躺在店裡休息，好像沒什麼企圖心，而媽媽忙著顧店賣東西，也沒時間好好打扮，頭髮也是隨便用個橡皮筋綁起來而已，她氣媽媽為什麼都不重視自己的形象，氣媽媽把生活過得很隨便。

在她眼裡，父母甚至還有點自私，她的父母認為沒必要幫助弱勢，對錢更是斤斤計較，家中的垃圾也不分類，這些價值觀與行為都叫明恩難以認同。因此她在學校都騙同學自己的爸爸是上班族、母親是家庭主婦，深怕老師同學知道她們家的真相，或許也怕知道之後，就不喜歡她了。

而被人喜歡，是明恩很大的追求與渴望，她在學校努力爭取有好表現，不論是競選班長，或是參加作文比賽，她非常尋求老師的讚賞與關注，也因此得失心很重，或是在看見老師對其他同學比較親切時，她會感到嫉妒而難過落淚，覺得自己的努力好像贏過不對方，她也會有些小心機、小手段，剝奪同學被老師關注的機會。

但不過她多麼努力，父母的回應還是很冷淡，當她作文拿了優等，父親會說為什麼沒拿特優，或是她當上班長，媽媽卻說幹嘛這麼累，要她辭去班長，甚至說班長的父母要常到學校，她沒有空可以到學校，還要明恩自己想想有幾倆重。明恩難以從父母身上得到肯定，或許這也是她想從師長中獲得肯定的原因。

克羅埃西亞電影《幸福的所在》（Safe Place）乍聽片名之下，以為會是溫馨動人的故事，但並非如此。電影開場，鏡頭遠照著一看似平靜的社區，還有兩個小孩在中庭玩耍，但沒多久，就看見一男子從畫面外急忙跑了進來，著急想進入大樓的模樣，他的破門而入，劃破原本的祥和氣氛，從此開始電影的緊繃感就始終存著，令人難以放鬆。

《幸福的所在》談的是很沈重的主題，是關於人們難以接住自殺者的無力與悲傷。

衝進畫面裡的男子叫做布魯諾，他在和弟弟達米爾的通話中，意識到達米爾有自傷的危險，急忙趕到他的住處，擔心他出了意外。還好布魯諾及時趕到，救出了用刀傷害自己的弟弟，然而到了醫院，冰冷的氣氛也讓布魯諾與達米爾不自在與慌張，甚至連警察也是不顧布魯諾的心情，直接把布魯諾從醫院帶回達米爾的住處詢問。電影畫面構圖裡的布魯諾，時常都是在門框裡，像在說他的困局，對於好多事情，他總是無法得知全貌，像是達米爾的心事、醫師的治療與處理、警察的辦事方法，鏡頭裡的門框，彷彿就是他心裡感受到的隔閡。

但這些隔閡怎麼發生的呢？

我看到很多的不良溝通導致家屬與醫師的不信任感越來越大，最終難以建立合作關係，就難以提供給病人最適當的協助。對著急的家屬而言，想要得知更多資訊來化解內心的不安，然而在溝通的過程中，有時反而會給醫師一種不被信任及難以對話的感受，如果這時醫師也不知如何處理這樣的情況，就可能會說出很破壞信任關係的話，像是片中的醫師因為達米爾的母親一直問問題後，直接對她說：「妳是個很怪的女人」，這樣的回覆其實無濟於事，反而給人一種專業與權威的優越感。如果醫師這時能同理母親的心情，給予多一點安撫與適當的衛教，結果也許就會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