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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我們對理想的堅持,不如他堅決嗎?」

當眾人一心想把這名敵國的間諜處死的時候,為其辯護的律師唐納文卻對法官這麼說。

1957年,美蘇兩大強國處於冷戰時期,蘇俄間諜魯道夫阿貝爾在美國遭到逮捕,美國政府為了彰顯其司法系統的公正性,委託民間律師詹姆士唐納文(James Donovan)為其辯護。電影《間諜橋》(The Bridge of Spies)描述的就是這段真人真事,也讓我們看見即便處在國際關係劍拔弩張的對峙時刻,人性的光輝,仍像一盞明燈,指引人們前進的方向。

在敵我分明的年代,唐納文為阿貝爾辯護的舉動招來許多不解,甚至家人也因此遭受威脅,原大家以為找唐納文來辯護只是當當宣傳看板、做做樣子就好,但沒想到唐納文來真的,他盡責做好自己的辯護工作,對他來說,他就是做好自己的律師本份,為其客戶負責、爭取客戶最大的利益,但對其他人來說,這是幫敵人說話、這是危害美國利益的行為,他們認為阿貝爾的間諜身份不該和美國公民享有一樣的權利,在國家利益的考量下,判其死刑才是保護美國安全的最佳之道。

但唐納文不這麼想,他認為美國價值之所以需要被保護,是因為大家遵守憲法,這部憲法有其理想性,它高舉人人平等的價值。美國政府開出許多條件要阿貝爾招供或投誠,但阿貝爾都不接受,在唐納文眼中,阿貝爾是個立場堅定的人,雖然彼此政治立場不同,但在個人層面,阿貝爾為自己的工作負責,即便面對利誘惑威脅,都沒有動搖過自己的立場。唐納文問法官「難道美國不能展現高貴的氣度嗎?」、「難道我們對理想的堅持,不如他堅決嗎?」

他人想保護的美國價值,是在軍備競賽的核武機密,但唐納文想保護的美國價值,是公平的審判、是人權的重要,他認為這才是為何而戰的目的。除了從人權的高度論述,唐納文也提出另個充滿遠見且務實的觀點來支持不判阿貝爾死刑的立場,就是當日後美國有間諜被蘇俄俘虜時,阿貝爾可以作為交換戰俘的籌碼。

而唐納文不虧是從事保險業的高超律師,這如買保險的辯護策略,在日後真的發揮作用。1962年,美國U2偵測機在蘇俄上空執行任務時遭到擊落,其飛行員鮑爾遭到逮捕,美國政府再委託唐納文前往東德與蘇俄代表談判,希望用阿貝爾換回鮑爾。這是場艱巨的任務,考驗兩國的信任程度,更考驗著兩國代表的溝通與協調能力,而複雜的國際情勢更為這場談判添加變數,尚未被美國政府承認的東德也想藉這次機會迫使美國承認其地位,同時向蘇俄邀功,因此他們提出用阿貝爾換一名在當地被抓的美國大學生普萊爾。

蘇俄、東德都要阿貝爾,美國政府則要鮑爾,對普萊爾顯得不在意。因為鮑爾身上有著不可洩露的國家機密,但犧牲普萊爾是美國可承受之輕。因此當蘇俄同意交易時,美國中情局代表是歡天喜地,認為任務達成,沒想到唐納文卻不是這麼想,他不是只要鮑爾,他還要救回普萊爾,普萊爾對他來說不是無管緊要的人,那可是一個人生還有無限可能的年輕人,他不想讓這年輕人一輩子在大牢裡度過。這也看出,唐納文不只重視國家利益,他更看重每個人的生命價值,沒有一個人該無端在戰爭中失去其生命的可能性。

但要以一換二,這更是不可能的任務了。在電影裡我們看到唐納文高明的談判技巧,另外更突顯的是他始終堅定的立場,他捍衛自己的信念,不隨外界起舞,因為他的堅定態度,改變了他人的決定,最後成功救回兩人,過程叫人動容。

「我們得站在這裡,告訴他們我們不行」當他還沒等到普萊爾釋放時,他對跟想離開的中情局官員說。

其實,我們可能都知道事情的是非對錯,但難的是當壓力來時,我們能否堅持原先的價值判斷,能否屹立不搖的人地站在本來的位置上?或許我會在與論壓力下,放鬆我對阿貝爾的辯護、或許我會在確定可救回鮑爾後,就不再嘗試尋求救回普萊爾的機會、或許在橋上的最後一刻,我沒辦法在緊張的氛圍裡再等下去,也或許如果我是阿貝爾,我不會在乎那位美國大學生的生死,我自己得到釋放就好,但他們都不是如此,他們都做得更好。

他們心裡有清楚的界線,那界線保護著他們看重的價值,那條界線贏得了我們的尊重,那條界線也改變了歷史。

你心裡也有那條界線嗎?你知道你會站在裡頭,不會動搖的界線?《間諜橋》不只是過去的歷史故事,它仍有力地在我們心底發聲,邀請我們反思自己心裡的界線,邀請我們繼續用有溫度的人性來回應世間的爭執與喧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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